相较而言，执中的依法监督论更为可取，因此理当被坚持，继续作为指导执法检查实践的原则。
（六）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20]因此，公安机关对其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合法，系对韩建国言论自由权的合法限制。
[46]参见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识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页。至于运用界限，解释者应对行政处罚规范的文义限度有充分自觉，其运用亦不得与行政处罚法定原则相抵牾。[53]参见前注[42]，张翔文。[1]2008年最高法院废止了齐玉苓案批复，[2]但是学界对于宪法在司法中如何适用的探讨并没有停滞，合宪性解释则可以理解为宪法司法化争论的续篇。在法律方法上，恰如前述，合宪性解释具有兜底功效，我们总是在普通法律解释方法运用后，无法获致完满的结论，方才提升至合宪性解释的层次。
鉴于法律适用层面的合宪性解释包括单纯解释规则和冲突规则两种蕴含，宪法发挥影响的方式也有与此相对应的两条进路： 一则，通过宪法规范对行政处罚规范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进行合宪性填充，确定其具体含义。第一条进路是在价值单向规范与宪法规范之间抽象联结的基础上，确立起两者的具体联结，使作为合宪性解释依据的宪法规范具备个案事实的基础，而非仅是脱离个案情境的价值脉络之抽象延伸。不同类型的组织，各有其主导性的决策前提，法律组织（例如法院）的主导性决策前提是条件纲要，政治组织（例如行政机关）的主导性决策前提则是目的纲要。
因而，对于紧急状态下公权力机关的决策前提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应急机关在紧急决策时所享有的自由裁量空间以及所受到的相应制约。总之，纯粹的具有合法性（legality）的正当性，才能获得认可。[68]参见注[1]，Niklas Luhmann，p.305. [69]关于国家能力、系统信任与紧急权决断空间之间的关系，参见宾凯：重大突发事件的系统治理与法治，《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第34—49页。行政机关基于应急目的迅速作出决策，突破法律设置的条件纲要的限制，以政治系统本身的目的纲要为决策前提，亦即寻找最佳手段的行动伦理取代了依法行政的法治精神。
公法学者们在建议以不可克减的基本权利限制紧急权行使时，[49]必然会引用权威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第4条的规定，亦即不得根据紧急状态可以克减基本权利的规定而克减生命权、不受酷刑的权利、不受奴役的权利、非因不履行法定义务不受监禁、罪刑法定、人格尊严、思想、良心和宗教信仰自由。在借助上述那些原则对紧急权加以限制的理念背后，其实潜藏着一种哲学上的基础主义或者本质主义的取向，亦即无论以基本权利不可克减原则还是比例原则来限制紧急权行使，都假设了一种符合论的真理观——紧急决策的最优解就是要与某种客观的社会实在相符合。
但是，卢曼又提醒我们，在复杂的法律结构中，不是目的纲要取代条件纲要，而是目的纲要被嵌入（nested）到条件纲要之中。上文在讨论卢曼的组织决策悖论时，阐述了人事安排、沟通渠道和纲要三种决策前提所具有的吸收不确定性的功能，而且人事安排和沟通渠道最终需要以纲要的形式保存在组织的记忆中。此时，是推论，而不是证据，进入了沟通。除此之外，通过目的纲要的再条件化对紧急权施加限制还有另外一种形式，亦即把人事安排嵌入到条件纲要中。
同时，通过对执行主体及其任务的界定，也为追究决策者责任设置了条件纲要，从而实现了紧急治理目的的再条件化，限制了紧急权作为或不作为的可能恣意。不过，我同意，现代民主的政制架构，并不会放任国家紧急权的恣意行使。另一种是只能采取决断的空间。[3]Niklas Luhmann,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Welfare State, translated by John Bednarz,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0. [4]Niklas Luhmann, Law as a Social Syst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5]Niklas Luhmann and Rhodes Barrett, Organization and Deci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作者简介：宾凯，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教授。
因此，这样的法官更可能是司法克制的实践者，而不是司法能动主义者。反而，政治系统中的目的纲要会优先成为紧急处置的决策前提。
[13]政治系统的功能是作出有集体约束力的决定，[14]也就是说，当社会其他子系统不能处理自身内部的冲突，或者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产生了无法被各个子系统吸收的冲突时，政治系统就会介入。紧急权的民主问责机制意味着，不是通过以法院为中心的事后司法审查来追诉行政机关紧急决策的法律责任，而是启动政治系统的内部程序，以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授权和事中监督加以控制。
紧急权揭开了法律运作的一个基础性悖论：在法律内部承认法律的有限性，即，法律以无限的形式限制了自身。二是主张紧急权融入法律体系，令政治决策受到法律的规训。目的纲领以结果论英雄。例行化空间与决断空间并非截然二分，而是存在一个过渡地带。在紧急状态的例行化空间中，相对于正常状态下的约束条件，国家权力的行使可以适当扩张，但是，那些被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经验反复证明为紧急状态下的常态性管制内容，则可以加以例行化，亦即把政治性的目的纲要置于法律系统的条件纲要之下加以管理。然而，本文认为，在真实的紧急状态下，大量的紧急决策是无法遵循这些原则的。
因为，政治系统只有把实证法导入系统内部，才能激发公民认可和遵守法律。比如我国《宪法》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由国务院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尤其是在2003年SARS病毒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冲击下，刺激了重大突发事件中与紧急权行使有关的立法，除了紧急状态被写入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的三个条文，还包括《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传染病防治法》《防震减灾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使我国围绕紧急权行使的相关立法形成了立体交叉、全面覆盖的规范体系。[30]当一个决定被后续决定当成决策前提时，在某种程度上，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就被这个组织系统的结构性条件吸收了。
[50]凯尔森认为，所谓法律的克减，就是以一条规范撤销另一条规范的有效性。在现代复杂社会遭遇重大危机时，由于面向将来的不确定性程度的陡然升高，作出决定还是不作出决定（不作出决定也是一种决定），作出这种决定还是另一种决定，就成为一个需要在各个系统内部加以处理的紧迫问题。
卢曼认为，当组织从一个决策进行到下一个决策时，前一个决策的不确定性就消失了。在阿冈本看来，紧急状态类似于罗马执政者在非常状态下的悬法（iustitium），[20]亦即法律被悬隔起来，暂时停止效力。条件纲要设置了什么应该被认定为合法、什么应该被认定为违法的判准。例如，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期间，把那些对于公民的通行自由、人身权、财产权等可以事前预见的限制，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划定紧急权行使的边界（我国近十几年来的大量应急立法都属于这种类型）。
然而，在现代民主思潮和法治理念席卷天下的大势下，规训型紧急权不仅在理论上成为通说，而且在紧急权制度设计和运行实施中，也成为现代国家的标准配置。这就为把紧急政制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体制纳入法治轨道做好了铺垫。
[37]目的这一概念，用社会系统论的专门表述来说，意味着一个能够以时间的双重模态化来表达的双重差异，[38]目的概念不过是对此差异的统一性的界定（在组织社会学中，这通常也被称为任务）。关于政治运作从常态模式向紧急状态模式的转换及其社会效应，我们可以从卢曼对福利国家的政治运作以及相应社会后果的描述里面间接推导出来。
[61]但是，波斯纳最终还是以实用主义哲学软化了法经济学的计算刚性。（2）在国家权力配置中，立法、行政、司法相互制衡的能力大打折扣，国家权力关系重新洗牌，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暂时悬置，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区分模糊化，甚至，政党力量可以直接介入紧急状态的判断和指挥。
[6]参见郑玉双：紧急状态下的法治与社会正义，《中国法学》2021年第2期，第107—126页。将来的现在正是目的纲要中所谓的目的：以将来的结果如何，来评价现在所选手段是正确还是错误的，例如投资活动、地震预报等。在紧急状态消除后，必须终止紧急权。[57]在我国，几乎所有受过权利训练的法律人都为这份德国判决欢欣鼓舞，他们对此判决的兴奋之情聚焦在如下这点上，亦即认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否决了把人当手段的功利主义算计，作出了保护人的尊严的正确判决。
[5]参见［德]延斯·克斯滕：基本法无须例外状态，段沁译，《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1年第1期，第146—160页。为了达到上述研究目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解析组织决策所必然涉及的两种纲要，亦即条件纲要和目的纲要。
[25]本文旨在探索紧急状态下国家机关（组织）作出紧急决策的可能性条件，亦即在上文所提炼的紧急权运行框架内，从紧急决策的角度，阐释国家机关在紧急权行使时所面临的决策悖论，并尝试寻找出能够吸收决策悖论所造成的不确定性的决策前提。政策目的是在当下被设定，实现目的的相应手段也必须在当下被选择，但是，决策的结果却要等到将来才会揭晓。
必要之时无法律（Necessitas non habet legem），紧急状态创造了正常状态的例外，此时国家权力的行使，既非法律性的，又非政治性的，而是徘徊于政治和法律间的拓扑空间之中，[10]甚至呈现为基于主权决断的社会总体性。他明确表示，在考虑了所有观点之后，他将在极端情况下下令开火，也就是说，他将违宪行事，随后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